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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过后的“遗”虑:患者身陷后遗症的痛楚 收藏

无可否认,经过“非典”历练,各地成立了专家组,成立了应急委员会,相关医疗设备和诊疗环境也都焕然一新。后来应对“甲流”时,明显从容多了。“但在更深层次上,社会还有需要总结的东西。”广中医一附院副院长朱敏不无遗憾地说,至今无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到底如何评价“非典”期间的治疗,到底有多少人存在“非典”后遗症等,都无确切的说法。

十年,随着“非典”的远去,“非典”患者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赵子文说,经历过“非典”的生死考验,医护人员并没有期望得到什么奖励,“当时医院把盒饭标准从5元提高到10元,大家就非常高兴了”。他回忆,后来随着“抗非”工作的推进,广东仿照北京的补贴标准,给一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以一次性奖金,“我是一等功,有4万元。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按照两个月、每天一百元来补。”后来“非典功臣”们也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

“非典过后,政府就不大关心我们这些人了。”赵子文说,包括那些得了后遗症的医生护士。“‘非典’之后随访后遗症患者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在做。” 赵子文透露,他救治的几百例病人中,在“非典”过后的三年内后遗症基本都恢复了,仅有少数几位仍有轻微症状,如慢性气管炎等,并无大碍。

数据显示,2003年广东全省有1512人感染SARS,然而,羊城晚报记者在采访中却费了很多周折,并不是找不到当事人,而往往是本人或其所在单位不愿多言。最“传奇”的是“非典超级毒王”周某,病愈后任何外人不见,只通过妻子和主治医生和外界联系。就连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人找上门来,也一概不见。

对此,王清文也笑言,要不是记者找上门来,他也一直不愿再讲这些事情。这是为什么?王清文说,毕竟抢救病人是医生天职,感染了SARS后医院已经全力抢救保住了生命,有一些小病痛又怎样?邓练贤等同事、同行还献出了生命呢!

曾参与非典治疗的医院多数不愿透露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更不愿透露他们真实的“后遗症”情况。

为什么广东SARS感染者如此“低调”?一位老医生认为:治疗“非典”过程中,广东对激素的使用量把握适度,因此整体后遗症发病情况没有其他地区严重,也因此少见SARS康复者长期卧病在床或离岗去职等情况;此外,有些患者享受着单位的医疗福利,表达诉求的动力不大。

不过,记者深入几家医院采访时也发现,有些患过病的医护人员,由于身体的病痛,无法再回到原来的岗位,医院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一位医生透露,曾有不少SARS康复的同行来看骨科,有的走路困难,还柱着拐杖。“他们也总会嘱咐医生,不愿意向外透露自己的情况。”

采访中,部分SARS康复的医护人员表达了这样的遗憾:原来治病的过程中还说算工伤,但是后来没有下文了;单位内也曾说会给一些后期治疗方面的帮助,后来也没有了。政策上和其他疾病一样,在本单位检查可以免费,吃药要自费。

“生过病的同事聚会时,曾推举我去和领导反映一下大家的期望,但总感觉这是向组织提条件,后来还是没说。”上述老医生坦言,“张不开口”。

激素的历史地位

“‘非典’过去已经10年,对于激素治疗法,医学界看法一直是客观而肯定的。”

谈及“非典”,不能不提钟南山院士,他第一个提出使用皮质激素治疗方案,挽救了很多危重病号的生命。同时,作为主要起草人制订了SARS“诊疗方案”,指导全国的“非典”治疗。

激素的疗效和毒副作用在医疗界是常识,长期、大量使用激素可诱发骨坏死。对此,钟南山认为,主张使用皮质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他对38例使用皮质激素的SARS病人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发现有效的比例达53%。“而这38例病人,在我看来如果当时不采用激素疗法会全部死亡。”

同时他也强调,皮质激素的使用必须合理,时机、剂量必须适合,疗程须妥善把握,不能长期使用而且并不是使用越早越好。“然而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剂量超标,有的剂量甚至高于广东5-10倍。” 他说,广东在使用皮质激素上一直坚持适量适当的原则,例如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只有70%的病人使用了激素。

“非典”过去已经10年,对于激素治疗法,医学界看法一直是客观而肯定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陈正贤直言:“如果再有‘非典’这样的疫情发生,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还是要使用激素,但每天的用量和使用的天数要控制,以降低后遗症发生的几率。”

南方医院党委书记林加兴称,事实上,医学充满了不确定性。“非典”肆虐之初,根本不知它是怎么回事,在了解到激素有疗效时,“先救命”是所有医生的第一反应。林加兴也表示,在广东,由于激素的使用适量,出现后遗症的病人很少。以南方医院为例,当初救治了160多名“非典”患者,但尚未听说严重后遗症的个案。

在外人眼里,因倡导中医疗法而创造“零伤亡”、“零感染”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应该是反对用激素的,但该院副院长朱敏却不这么认为。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激素要用,但不能滥用。“对于病人肺部感染迅速扩散的情况,还是要适当采用激素来控制,但一旦感染情况得到控制,就立即停用。” 当时,广中医一附院收治了74例SARS病毒感染者,其中仅三例使用了激素,“非典”后遗症为“零”。

2004年,一项在广州地区四家医院医护人员SARS康复者的筛查中,发现了3个骨坏死病例。这篇署有钟南山名字,由中山二院、广医一院、广州呼研所共同完成的论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2004年第21期上。这项研究针对广州地区四家医院的124例SARS康复医务人员,对其进行下肢骨(包括双侧髋关节及膝关节)MRI检查。124例中38例未使用激素治疗,86例使用不同剂量的激素治疗。结果发现,86例使用激素治疗的SARS康复者中,共发现3例骨缺血坏死,而未使用激素的38例,均未发现骨缺血性改变。

广东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广东的“非典”后遗症情况没有其他地方严重,并且直到目前也并没收到SARS康复者的任何诉求。“如果SARS感染者的诉求比较集中,我们肯定会收集起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出解决的方案!”

不该缄默的反思

“当我们回头看时,总会发现某个方案有不完善之处,如果要总结反思,差错是要面对的!”

“我们的社会是健忘的!”广中医一附院副院长朱敏说,庆祝战胜“非典”是应该的,毕竟这么大的疫情成功被控制,当然是一场大胜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疫情的可怕,来无踪去无影,到现在都还没确切地搞明白为何来、又为何突然消失!”

在“非典”治疗过程中也还存在很多要总结的教训。朱敏说,应该使用激素是确定无疑的,对控制病情起了关键作用。但在某些地区,激素被当成救星,不分个体差异、不分病情地乱用,用量被翻倍,这必然带来严重后果。 “还有,由于当时一度出现的恐慌情绪,一些地区的病人抢救中也处于无序状态。但凡有效的办法,一股脑地往上堆,好作用是起了,坏作用也没有躲过。”朱敏说,“无疑,这样做的医生是好心的,但方法值得反思!”

如今很多人都会做一种假设,假如“非典”再来,我们能不能冷静面对,能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伤亡,甚至避免伤亡?“不好好总结,‘非典’如果再来,我们还会吃大亏!”中山三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邓子德如是说。

无可否认,经过“非典”历练,各地成立了专家组,成立了应急委员会,相关医疗设备和诊疗环境也都焕然一新。后来应对“甲流”时,明显从容多了。“但在更深层次上,社会还有需要总结的东西。”朱敏不无遗憾地说,至今无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到底如何评价“非典”期间的治疗,到底有多少人存在“非典”后遗症等,都无确切的说法。

“当我们回头看时,总会发现某个方案有不完善之处,如果要总结反思,差错是要面对的!”朱敏说,这或许正是大多数“非典”当事者选择沉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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