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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回应热帖“医生十问部长” 收藏

新医改已进入深水区,但由于此前形成的思维惯性,至今有很多药企未能转变观念,譬如一些药企仍然坚持营销为王的战略思想。

先来看两组数据。第一组:1978~2002年,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32.16%下降到15.21%,社会保险及其他卫生支出所占比重从47.41%下降到26.45%,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由20.43%上升到58.34%。这段时间的医疗费用,国家支出降低了,个人支出增加了。可以说,在药厂、渠道商、医院、病人、医保、政府等医药产业链角色中,居民个人是最弱势的群体。正是因为政府角色的出位,加上医疗行业信息不对称的属性,于是,无论药厂、渠道商还是医院都在药品加价上做文章,营销为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药厂的明智选择。而营销费用的上涨必将导致药价虚高。

第二组:“十一五”期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52.2%下降到35.3%,而且,未来个人支出要控制在30%以下。个人支出降低的部分由谁来填补?主要是政府。从2009年新医改以来,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及职工医疗保险的补助在三年内(2009~2011年)达到1068亿元,若加上新农合的补助就更多了。政府在这个阶段进行了补位,完完全全地参与到了这个游戏里。

要了解一个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看他怎么做,特别是看他钱花至何处。同样,研究任何一个组织的战略意图也是这样。发现了这些财务数据的变化,实际是看到了政府在医药产业链中角色的自我转变。

一般来讲,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有三类服务。第一类服务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社会服务领域。譬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国防、外交等。这一类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及不可分割性,这一部分服务是由政府作为出资主体来承担。第二类服务是以提供准公共服务或带有某种福利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为主的社会服务领域,如公交、住房、供气、医疗、铁路等。这一类产品具有可分割性,居民可以自己消费,但又同时关乎国计民生。因此这一类服务既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也不能由政府完全包办,需要二者有机地组合。第三类服务是提供竞争性产品为主的领域,食品、旅游、娱乐等,这些领域主要靠市场调节。正是因为医疗行业处于第二类,所以各国对医疗服务所采取的政策有很大的差异。有的采取偏市场调节为主(例如美国),有的采取偏政府主体为主(例如英国)。像我国,在不同阶段,实施的政策又完全不同。新医改之前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新医改之后是以政府管理为主。这就是上述二组数据变化的根本。

由此看出,当前医药产业链正在发生的是结构性调整,即政府由游离医药产业链之外的市场调节为主的策略,转变为当前政府回归责任主体参与到医药产业链游戏之中,与病人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共同负担虚高的药价。这是关键,也是根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药企还是将“营销为王”作为企业经营之本,显然是不符合政府的根本利益。居民和政府的利益团体需要的是价廉物美的药品。要么你的产品在基药目录里,价格便宜,质量优良(这时企业需要以降低成本为关键);要么你的产品独特,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像一些血液制品的企业基本没有营销团队);要么你的产品创新,走在治疗领域的前沿(像一些外企以研发投入为主,学术营销为辅),否则不要再奢望用各种营销手段进行倾销,因为“先进”的营销手段大多会导致药价虚高。

让我们看看2012年新出台的一些政策: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要求生产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全面达到新版GMP的要求,药品才能上市;发改委两次降价;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等等。这些政策归根结底就一条——政府既是买家也是政策的制定者。因此,作为药企,不要再抱怨政策的苛刻,因为从新医改开始,时代已经不同,医药产业链的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需要调整的不是国家政策,而是我们从事企业生产经营的心态。无论从事哪类产品的生产,作为企业,为社会提供价值是起点,扩大销售只是终点,而不是本末倒置。其实当今有先知先觉的药企要么早已开启了研发创新之路,要么进行着产业链延伸,要么正大刀阔斧地进行内部重组以提升效率,仍然坚持营销为王的企业将越来越少。

就用默克制药公司创始人乔治·默克的话作为结尾吧,他说:“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越大。”

当前医药产业链正在发生的是结构性调整,即政府由游离医药产业链之外的市场调节为主的策略,转变为当前政府回归责任主体参与到医药产业链游戏之中,与病人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共同负担虚高的药价。

 编者按:“我们的行业是服务业吗?医患关系紧张,是由医生负主要责任吗?”最近,一条题为《医生哭,医生含泪十问部长》的帖子广泛流传,其中不乏尖锐话题。3月6日上午的医药卫生界别组讨论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委员开门见山提及这个帖子。他表示:“愿意以一个老医生的身份,谈谈执业的体会。”

“以病人为中心”是医卫行业的工作准则,如果争取利益最大化,这个行业就会走上“邪路”

问:医疗卫生行业是服务业吗?能追求利益最大化吗?

答:医疗卫生行业是服务行业。我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医院本身不是政府财政全额拨款,耗材、药品、设备和器械,维持医院运转的水电气暖均需购买,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医疗服务行业需要计算成本,追求经济效益才能维持和提升行业的服务能力,医务人员才能劳有所得。但是,医疗服务行业与其他服务行业有很大不同,不能去争取“利益最大化”,这是由医疗行业的崇高职业性质决定的。“以病人为中心”是医卫行业的工作准则,如果争取利益最大化,这个行业就会走上“邪路”。

问:医院搞科室核算合理吗?

答:一个医生的工资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以及各种补贴和奖金等。不同级别医院、不同地区医院以及医院自身运行情况不同,使得各医院奖金额度差别很大。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民生事业还不能全额保障。政府给医院的财政投入大约只占10%,90%的投入必须靠医院服务收费获得。为办好医院,院长们会主动或被动地以各种方式激励创收,一些倍受民众诟病的过度医疗、大处方、大检查等不良行为随之出现。当然,卫生部没有直接给医院拨款的财政权,只是拥有部分行业监管的权限,与国务院其他部委配合,对一些医学教学、科研资源和医改配套资金有一定的支配能力。

没有符合医疗市场规律的医疗服务支付体制综合改革,就很难形成合理的医院补偿机制

问:公立医院改革存在哪些难题?

答:公立医院改革一直是公认的医改难点与重点。多年来,我国片面强调以成本为依据和保障基本医疗需求而忽视医疗服务技术劳动价值的体现,出现诸如手术使用的医用耗材和设备费用明显高于手术劳动费用等不合理现象。

为了在医疗服务市场更好体现医生超时查房加班的劳动价值,进行医疗服务支付体系的改革已是当务之急。由于对医疗服务存在不合理的价格管制,大部分医疗服务定价并未考虑人力成本,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在扭曲的价格体制下,以药养医和检查收费成了普遍的补偿机制。2012年北京有许多家医院在尝试支付体制改革,试行医药分开。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改革尝试,但是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系统的符合当前医疗市场运行规律的医疗服务支付体制综合改革,很难形成合理的医院补偿机制。

问:医改要如何推进?

答:医改近四年来,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医疗保障方面进展很大,医疗回归公益性,“全民医保”。但作为供方的公立医院重大改革却在试点中,前景并不明朗。不论是政府还是公立医院本身,已经难以用过去行之有效的计划手段来配置医疗资源。有限的医疗资源与无限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只有靠医疗卫生事业的大发展才能解决。

建立以私人诊所或合伙人医疗中心为主体的竞争性全科医生制度

问:“先看病后付费”制度能全面推行吗?

答:在没有具备“全民免费医疗”条件之前,是不宜全面推行的。以英国的全民卫生服务(NHS)为例,由于操作不当产生社会福利病,造成财政负担过重,福利过滥,最后受害的还是老百姓。事实上,现在的医改,涉及多个部门,卫生部门其实只是负责卫生事业的一个技术部门,具体进行医改时,需要相关部门取得共识,协同推进,否则肯定是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先看病、后付费”方式的。

问:医患矛盾,医生负主要责任吗?

答: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不足及改革滞后的医疗卫生体制和运行机制造成的。医生和病人都是医疗冲突的受害者。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多和医闹现象严重,也反映了我国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亟待完善的现状。

问:城乡居民看病贵、看病难,如何切实解决?

答: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享有同等待遇。社会着力去建立一个以医生自由执业为基础的医生人力资源市场和一批高水平的非营利民营医院,才能解决在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中国医疗体制问题。通过医院体制改革,建立以私人诊所或合伙人医疗中心为主体的竞争性全科医生社区“守门人”制度,城乡居民看病难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保障国家财政中的医保资金的合理使用,有效缓解城乡居民看病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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